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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遼寧三支一扶考試時政熱點:積極應對農民工遷移流動轉型

      2019-06-13 15:50:57| 來源:人民網

      2019遼寧三支一扶考試頻道實時為考生提供最新最全的備考資料,助力考生高效備考。

      作者: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 何延政

      “未富先老”一定程度上會造成勞動力人口比例下降、社會總體負擔加重等問題,但如果解決得好,不僅可以使老年人安度晚年,也可拉動“銀發經濟”,進而促進經濟社會繁榮穩定發展。目前不少地方開展了以居家養老為主、社區機構養老“三位一體”的養老模式,就是很好的探索與實踐。

      居家社區機構“三位一體”的養老模式,避免了發達國家在養老問題上所走過的彎路。20世紀上半葉,發達國家通過社會保險法案,建立了大量的養老院,直到今天仍以養老院為主贍養老人。然而這些養老院看上去很美好,事實上存在著重大的缺陷:許多老人沒有獲得更有質量的生活;老人們與社會隔絕,少有尊嚴和掌控自己生活的權力;過分專注衡量健康的各項指標。到了20世紀80年代,新形式的養老院開始出現,叫做輔助生活中心。老人在這個中心有了自己的獨立空間和隱私,還可以選家具、養寵物、下廚房等。衰老是個醫學問題,不是單獨靠醫學可以解決的,我們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在生命的任何一個階段,都可以有尊嚴地體面地度過。

      居家養老,老年人可以有自己獨立的空間,熟悉或很快熟悉環境,可以選擇自己的家居食物,如果能勞動可以自己下廚房,有自己的隱私,可以到社區見到熟悉的人,可以參加集體活動,人與人之間,人與社區之間進行互動交流,使老年人不脫離社會。而機構的介入更豐富了老年人的選擇,如果條件允許,可以得到更好的照護和醫療,從而使不同的老年人得到進一步的多元化的滿足,讓老年人在銀發階段也有豐富的自由意志和足夠的尊嚴,使老有所居、老有所醫、老有所樂真正實現。

      居家社區機構“三位一體”的養老模式,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體現。老人心理需求滿足程度除身體健康因素外,更多的是文化傳統中形成的價值觀,以及這種文化價值觀在現實生活的實現程度。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天人合一”,“和”“合”思想;講究幾代同堂、尊老愛幼;享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雖然農耕文明形成的大家庭養老逐漸遠去,但歷史文化的基因依然長存于人們的血脈中。尊老愛幼是中華文化幾千年的傳統,傳統的儒家思想,更是從道德入手,重視倫理修養。年輕人除了贍養的法定義務外,還需要“常回家看看”,春節返鄉大潮等就是這種文化基因很好的詮釋。因此,居家社區機構“三位一體”的養老模式,是適應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是傳統家庭文化實現的有效載體之一。

      居家社區機構“三位一體”的養老模式,在當今互聯網、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融合發展下更趨完善成熟。家庭的日常照料、健康監測、預警預報等,可以很方便地通過自控或智控與遠離家庭的子女親屬實時聯系,增加情感聯系的內容。在

      2018年農民工總量約2.88億人,比上年增長0.6%。據報道,國家統計局今年4月發布的《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中國農民工增速明顯回落。其中進城農民工約1.35億人,比上年下降1.5%。

      人口結構變動狀況是農民工增速趨緩的根本原因。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15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規模和比重分別于2013年和2010年開始下降,特別是隨著農村新增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城鄉勞動力市場經歷“劉易斯拐點”,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隨之減緩。根據公安系統人口數據推算,到2020年,農村戶籍青年人口隊列呈下降趨勢。雖然我國人口政策正在積極調整和完善,生育率存在短期回升的可能性,但無法扭轉人口結構變動趨勢。

      經濟增速、產業結構也對人口流動的趨勢構成影響。當前,我國GDP增速放緩,這對非農就業崗位的增長產生負面影響。與此同時,我國產業結構正發生深度調整。2015年起,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突破50%,且增速超過第一、二產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面臨更多挑戰,一些“產能過剩”行業也面臨優化重組,其中農民工就業較為集中的中小企業受到較大影響。此外,受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響,全球第四次產業轉移開始出現,我國東南沿海的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向東南亞或我國中西部內陸地區轉移。

      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了要“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各省區市的戶籍改革紛紛跟進。隨著戶籍制度改革全面鋪開,一些有條件的外出農民工及家屬在當地落戶,減少了名義上農民工的數量。除規模增速下降外,農民工遷移流動的轉型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農民工年齡結構呈現老齡化趨勢。農民工平均年齡不斷提高,相關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18年,本地就業的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分別由36歲、31歲提高到44.9歲、35.2歲。不僅如此,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越來越多。2010年至2018年,50歲以上在本地就業和外出的農民工在農民工總量中所占比重分別提高了近9%和7%。

      二是農民工流動范圍呈現短距離化趨勢。歷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從1990年到2005年,流動人口跨省流動的比例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2005年達到峰值后開始回調,省內流動的比例逐步上升。外出農民工的流動范圍也出現類似的特征。

      三是農民工的流入地由東部向中西部轉移。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不斷取得進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在東部、東北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減少,在中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繼續增加。2018年,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規模和比例相較2010年的情況雙雙下降,而在中西部就業的農民工比例則相較于2010年上升近9個百分點。

      四是農民工就業行業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從農民工大規模外出務工開始,第二產業的制造業和建筑業是吸納農民工就業最多的行業。但近10年來,這一狀況正在發生改變。統計顯示,2018年,第三產業就業的農民工比重過半,主要集中在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等傳統服務業。

      此外,農民工人力資源質量持續升級。2018年的農民工中80后已經超過一半,農民工整體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

      改革開放40年來,農民工的辛勤勞動為我國經濟發展貢獻了重要力量。新時代,面對農民工遷移流動轉變的新趨勢,我們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構建面向家庭的農民工公共服務體系,通過失業監測和就業培訓提高他們的抗風險能力,不斷滿足農民工群體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期待。

      (作者:楊舸,系中國社科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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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xia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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